2025年标志着我国电影业创立120周年的重要时刻。此次展览以“人民精神”和“民族特色”为核心主题，通过展示电影理论、电影文学、电影音乐等三大领域的珍贵手稿文献，生动描绘了中国电影走过的百年辉煌历程。
展览以叶永烈的《电影的身世》手稿为线索，追溯中国电影的开端。回溯至1905年，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首部京剧电影《定军山》。该影片为无声、黑白，时长约半小时，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。
很快，看电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，影院在上海普及。一封郁达夫写给王映霞的手写信中提及，“今天午后，我因为无聊，去卡尔登看了一张影片”。这封信写于1927年4月13日凌晨3点，即便是风云突变的时局中，看电影仍旧是当时知识分子生活的重要构成。郁达夫提及的“卡尔登”即为卡尔登大戏院，在当时被称为“上海话剧大本营”，亦有电影放映。1931年第62期《良友》杂志刊登的上海21座著名影戏院中，卡尔登大戏院即名列其内。
电影于文化发展有其重要性，正如郁达夫在《电影与文艺》一文中说，“二十世纪文化的结晶，可以在冰淇淋和电影上求之。”他亦在《如何的救度中国的电影》一文中提出：“我们要极力的摆脱模仿外国式的地方，才有真正的中国电影出现。”电影工作的现实意义也逐步增强，1933年3月，领导左翼电影运动的“党的电影小组”正式成立，其成员有夏衍、钱杏邨、王尘无、石凌鹤、司徒慧敏五人。上图展览展出阳翰笙写于1983年的《左翼电影运动的若干历史经验》初稿，时年81岁老人的厚重字迹里，点明“党的电影小组”的历史作用：“中国电影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，进步的，健康的，反帝反封建的电影，便逐步地大量地出现在中国的影坛上了。”
以手稿讲出名家的故事，展览吸引不少观众驻足。“《复仇艳遇》是鲁迅所看的最后一部影片，”根据曾在上海大戏院工作的姜椿芳记述，1936年10月10日，鲁迅一家来到上海大戏院，放映的电影《复仇艳遇》是苏联为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拍摄的系列电影之一。面对当时南京政府不合理的电影检查政策，姜椿芳回忆，“这时鲁迅已在病中，脸上有病容，但不减些微‘横眉冷对’的严肃面色”。
纸张因时间而泛黄、变薄，笔迹尽管墨色渐褪却依然有力，夏衍分别改编自茅盾、鲁迅同名小说的电影剧本手稿《林家铺子》《祝福》也被展出。电影《林家铺子》片头是摇橹入镜，片尾是小船驶过留下一条涟漪，革命性、艺术性、民族性在这里融合。夏衍认为：“把‘五四’以来的优秀作品重新出版或者改编成别的艺术形式，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，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的文艺园地更加丰富多姿，百花竞放，另一方面更可以使我们年轻一代的人通过文艺形式，体会到一些过去了的，那个苦难时代的中国人民的生活、斗争和历史。”
根据优秀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很多，曹禺在1983年12月看过由巴金原著《寒夜》改编的同名影片后，次日便给祝鸿生、李小林夫妇写信夸赞，连说多个“好”，并总结为“这是一部拿得出去的好片子”。似乎是信件内容还不够尽兴，他在信封上又额外加了句：“此片就好在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，真是‘寒夜’啊!”
“艾明之的专题立柜，是读者看得最多的点位，大家总喜欢在这里停留片刻。”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手稿部馆员华倩云介绍，展览中除了展出电影剧作家、小说家艾明之的剧本《许凤》《万里行》油印稿、《河东与河西》初稿，亦以独立展柜生动展现了艾明之的手迹、“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”奖章以及各类史料照片。
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融合成为了当时电影创作者们聚焦的核心议题。中国有声电影的发展与音乐的紧密结合密不可分，其中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电影《风云儿女》的插曲，更是被广泛传播，深入人心。不仅如此，电影艺术也成为对民族音乐遗产的一次全新挖掘。著名音乐家贺绿汀的《中国音阶及民族调式问题》一文曾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，阐述了民族音乐的精髓。而他创作的影片《古塔奇案》插曲《秋水伊人》，更是将中国古典文学的词句巧妙融入乐谱，如“更残漏尽”、“难耐锦衾寒”、“点点的鸦阵”等，这些经典词句不仅增添了作品的文学色彩，也使得旋律在民族音乐的调式下，以传统音乐元素为基础，唱响了那个时代的悲壮之歌。
